洛特曼后期的学术研究几乎都要提到文化问题和符号学理论。其中对符号场问题的研究是洛特曼晚期学术探讨中的思想精髓。“符号场”(Семиосфера)一词是洛特曼在1984年《符号学》专集里《符号场》一文中首次提出的。①洛特曼将人类的全部基础文化领域统称为“符号场”(有些学者又称之为“符号域”；②后来学术界还出现过与该词相近似的“智慧场”一词，俄文为：Ноосфера)。洛特曼在解释“符号场”一词时认为，文化是一种文本符号系统，在符号以外的文化里存在的是由各个生物领域构成的生物场，它在同各种符号的相互作用下被符号化。“符号场”实际上被洛特曼理解为文化场的同义词。符号场一方面是民族历史、观念、习俗等多个符号体系的集合，另一方面是符号和文本在民族文化中存在和活动的空间，在一定条件下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文化背景或文化环境。于是“符号场”相当于一座桥梁，将符号学思维方式与文化对象连接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预告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转向。
　　 以曹顺庆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提出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跨文明研究，比较文学必然牵涉到两个以上民族间两种以上的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文化的巨大差异性和变异性问题是值得比较文学深思的大问题。忽略了它，就会导致简单浅显的X+Y 的比附，形成当代比较文学研究的危机。在跨文明比较文学阶段，文化其实成了比较文学最后的根本——文学更多的是在符号的所指层面上充分地表现出来，而与此同时，各民族在各自独特的时间、空间、人文环境影响下，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价值观、世界观、思维方式、民族性格、风俗习惯等，沉淀在了文化的底层，并通过各种符号体系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出来，形成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符号场。
　　 曹顺庆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有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其中四大研究领域之“变异研究”是最有中国特色的提法。变异学研究的可比性在于同源中的变异性。比较文学发展到以跨文明研究为基本特征的第三阶段也即中国学派的阶段，异质性作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则凸显了出来。此处的异即对异质文明间异质性的强调。异质性的内容包括文明原生性、独立性，而只有明确意识这种特征的存在，东西方对话才能进行，东西文学才能互补。这是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学者在比较文学研究的实践中悟出的结论。而对此，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有很好的理论根据。
　　 洛特曼指出人类的生活，即文化生活也需要一个特殊的时空结构，文化以一定的时空形式进行自我创造。这种创造所借助的就是符号场。如果符号场的中心结构表现的是“自己的”语言，那么在边缘则是“他人的”语言。边缘语言离中心语言越远，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冲突就越大。我们可以把中西文明看成是两个大的民族文化符号场，他们又都统一在全球化这个大的经济文化背景之下。
　　 比较文学的阐发法是中国学者利用西方话语资源来对中国文学的现象和理论来进行阐释，这个举动可以看作是边缘向中心的靠近，它的最终目的瞄准的是全球化符号场的中心位置。洛特曼还认为，界限既是双语性的，又是多语性的。界限是将“他人的”文本语言转换为“我们的”语言的机制，将他人的符号文本译成自己的符号文本，将“外在的”转换成“内在的”，而外在的被转换成内在的同时依然保留着内在的本质。洛特曼在此揭示了文化交流和对话的实质。尤其是在异质文明之间，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民族文化怎样既是本土的又是世界的，提供了很好的客观的解释。中国文化无论怎样向全球化符号场的中心靠近，无论怎样将外在的西方话语转换成内在的资源，其内在的本质是始终不会变的。
　　 此外，洛特曼认为符号场还具有“对话机制”。洛特曼给“对话”是这样下定义的：对话——这是一种对产生在对话关系出现之后的新的信息进行加工的机制。从对话的内在发展规律来看，对话会出现一个低谷周期。所谓的低谷周期乃是一种对话中出现的暂时的待于转换的间歇时期。这一规律在任何一个文化层面都能找到。所以，洛特曼总结出以下模式：消极结构往往借助积极结构的特定关系摆脱间歇状态。因此，文本的发生器通常位于文化的符号场的中心，而接受器则位于边缘。当获得信息达到一定程度时，接受组织的内在机制就会发生变化，就会从消极状态过渡到积极状态。这是一个中心与边缘相互交替的过程。这样，积极组织系统就会极为强烈地释放出能量，并扩大自己对更广区域的影响。符号场所释放出的能量是信息的能量，思想的能量。这就很好地解释了比较文学中西对话的主要交流模式和过程。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不同的，这说明了符号场的非对称性，中西对话是动态的循环过程。西方文化目前处于发生器状态，中国则相当于接受器。但当中国获得的信息达到一定程度时，中国文化的内在机制就会发生变化。而在中西文化的对话过程中，双发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总之，洛特曼的以“符号场”为核心的“文化互动”理论从符号的角度，以文化文本为研究对象来阐发文化互动过程中文化文本发展变化的过程和机制，它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体系，很有其独到之处。可以成为我们从新的角度研究文化互动、文化交流问题的出发点和依据。以该理论为基础，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文化互动中的意义变化机制、民族文化发展变化机制、文化创新机制等问题，同时他的很多观点对于当下的比较文学理论和实践无不具有启发和指示意义。
　　
　　
　　注释
　　
　　 ①赵晓彬：《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演变和发展》，《俄罗斯文艺》2003年第3期，第40页。
　　 ②陈戈：《论洛特曼的文化互动理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109页。